陶渊明“北窗”与“南窗”典故的分化与浑融

综合 2024-04-28 04:05:21 2123

陶渊明“北窗”与“南窗”典故的分化与浑融




内容提要:在唐宋士人手中,源自陶渊明诗文而以“北窗”“南窗”为代表的陶渊两组意象,开始分化为两个独立典故。明南两个典故各有其统属意象与涵义,窗典但随着时间推移与引用日增,分化进而产生出两者意象截搭使用的浑融浑融形态。究其原因,北窗一则取决于诗歌抒情功能、陶渊人类情感特征及典故生成方式等因素的明南综合作用,二则来自士人对于两典故一并塑造出的窗典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的推崇与向往。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是分化浑融两典故的著名用例,也是浑融文学史上的陶诗论名篇,郭绍虞盛赞其度越南朝以降论陶诗者而堪称“定论”,北窗但梳理历代陶诗批评可知,陶渊无论在理论框架或是明南主要内容方面,元氏论说实皆未出前人藩篱,故其批评史价值也有待重审。

关键词:典故;北窗;南窗;元好问;陶诗论
作者:郑雄,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引 言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以“疏凿手”自任[1],对汉魏至唐宋的重要诗人与诗派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见解,既是其诗学思想的直接表达,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长期以来,学者对之多有疏解,但犹有未得畅达之处。如其四:“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2]根据论者解释,第三句典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3]但所言皆止于“白日羲皇上”,而对陶文“北窗”变为元诗“南窗”的现象则未能做出回应[4]。虽也有学者尝试探讨[5],但其论说总是未能尽惬人意。
 
事实上,在中国古典诗文中,源于陶渊明而分别以“北窗”“南窗”意象为代表的两个典故[6],长期被独立使用。一个证据是类书条目设置。如《佩文韵府》有“北窗”条[7],《岁时广记》有“卧北窗”条[8],而《古今事文类聚》有“高卧北窗”条[9]。又如《韵府群玉》有“南窗”条[10],而《卓氏藻林》有“倚南窗”条[11]。另一证据是诗意图及相关题写。如北宋赵干绘《北窗高卧图》,宋高宗为其题诗[12]。文徵明绘《南窗寄傲图》,高士奇亦有所题[13]。晚近孙德谦遭逢辛亥革命,请顾鹤逸绘《南窗寄傲图》以抒其志,亦引发众多名流共鸣题写[14]。
 
概言之,典故及其涵义来自典源中的部分信息,并在运用中渐获接受。可以说,伴随典故生成的是个较为肯定的涵义,而两者的结合则可谓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默契”,即其既是前者可略过解释而引用的前提,也是后者可借以解读文本意涵的密码[15]。但历史地看,事物总在不断发展与变化,典故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涉及典故的读写者主要是士人群体,他们身后还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与士人心态。因此,上述“肯定”并非意味着固定不变。首先,来自双方“默契”的结合方式,便是典故及其涵义生成中的不稳定环节;其次,士人的背景与心态也时常驱使其打破常规,以求得更适于当下的表达。以上诸因素的作用场,便是典故生成演变的动力,前述元好问诗用典问题即由是而生。



一、陶渊明“北窗”的典故化路径及其涵义的生成

 


钟嵘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16],正是在渊明手上,将“北窗”“羲皇上人”及“五六月”“凉风”“卧”等组合起来,形成一个与其晚年隐逸状态相关,而指向忘怀得失、适意自得趣味的意象群[17],并在后世凝定为一个常用典故[18]。所谓“羲皇上人”指“远古真淳之人”[19],故“北窗”典故与上述趣味的衔接,即是由“五六月”“北窗”“凉风”“卧”所携生理舒适感,向“羲皇上人”所指心理愉悦感的转移来达成。

有学者指出:“唐代诗人普遍醉心于陶渊明代表的隐逸文学理想,并喜爱借用陶渊明诗文中的辞章典故。”[20]故“北窗”的典故化便始于唐人。如卢照邻“还思北窗下,高卧偃羲皇”[21]。岑参“有时清风来,自谓羲皇人”[22]。或是“北窗”与“羲皇(上人)”并列,或是“凉风(清风)”与“羲皇(上)人”同出,皆重在表现闲适自得之趣。再如李白“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23],杜甫“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24],则是借用“北窗高卧”称赏他人性情。而“宁辞园令秩,不改渊明调”的钱起[25],也有“不厌晴林下,微风度葛巾。宁唯北窗月,自谓上皇人”之句[26]。元好问在诗后自注:“陶渊明,晋之白乐天。”[27]虽说此语“异议较多”[28],但白氏为唐人宗陶的代表当属无疑[29]。其诗如“暑月贫家何所有,客来唯赠北窗风”[30],“袒跣北窗下,葛天之遗民”[31],亦由前述意象入手,以呈现适意自得之趣。

宋代是陶渊明文学史地位确立的重要时期。翁方纲称:“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32]其中,苏轼不仅是宋人慕陶的代表,也是促成“渊明文名,至宋而极”现象的关键[33],而其诗便常用“北窗”典故。如“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34]“北牖已安陶令榻,西风还避庾公尘。”[35]又如“清风徐来惊睡余,遂超羲皇傲几蘧。”[36]“只应陶靖节,会取北窗凉。”[37]陆游喜用“北窗”的程度较苏氏更甚,如其诗中便有“午睡觉来桐影转,无人可共北窗凉。”[38]“北窗合是羲皇上,已置临风八尺床。”[39]又有“北窗睡起摩挲眼,更觉清风直万金。”[40]“更着高安竹根枕,不妨专享北窗风。”[41]

此外,宋诗的“北窗”用例尚多。如梅尧臣“尝闻晋高士,时偃北窗风。”[42]黄庭坚“陶公白头卧,宇宙一北窗。”[43]又如邵雍“始信渊明深意在,北窗当日比羲皇。”[44]米芾“微风北窗卧,真可上羲皇。”[45]这里略为举例,已然可见其范围之广,而细检诸诗也可知,其运用与唐人无甚差异。

宋代以降诗歌亦是如此。金诗如赵沨“数篇东皋诗,引我北窗睡。”[46]史肃“纸本功名直几钱,何如付与北窗眠。”[47]元诗如程钜夫“何似茂林修竹里,陶家一枕北窗风。”[48]程端学“南山隐几爽气佳,北窗高枕清风足。”[49]明诗如费元禄“北窗箕踞羲皇上,一卷茶经检夕阳。”[50]程通“深院无人夏日长,北窗高卧拟羲皇。”[51]清诗如陈鹏年“是谁领取北窗趣,居然自谓羲皇人。”[52]陈大章“北窗元有地,准拟对羲皇。”[53]

综上所述,陶渊明“北窗”在唐宋时代完成典故化,并存在颇为稳定的用法。即以“北窗”“羲皇上人”为主,“五六月”“凉风”“卧”等为辅,并指向闲适自得之趣。而士人在用典时,还常加入“东篱”“五柳”等陶氏意象以辅助表达。



二、陶渊明“南窗”的典故化路径与两子典的生成

 


陶渊明“南窗”出自《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54],并同样在唐宋时代完成典故化。然而,“南窗”与“北窗”又有差异。即相较后者典故化的单一路径,“南窗”存在两条典故化路径,由此生成涵义略异的两个子典[55]。

“南窗”的典故化路径之一,是从“倚南窗以寄傲”取义。所谓“寄傲”指“寄托高傲怀抱”[56],而与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事迹相关[57]。正如凌云翰所言:“偶向南窗倚暮秋,寄情宁复傲公侯”[58],士人运用“南窗”,大多意在呈现上述事迹所指向的傲世怀抱。

较早用例有吴融诗:“不傲南窗且采樵,干松每带湿云烧。”[59]已将“南窗”与“(寄)傲”相联系,用以表达远离世俗的趣味。李商隐也有:“日暮柴车,莫追于傲吏。”[60]这里的“日暮柴车”出自《归去来兮辞》“或命巾车”[61],以及江淹拟陶诗“日暮巾柴车”[62],则“傲吏”便主要指曾“见用为小邑”[63],而有傲世之怀的渊明[64],不过文中仅言“寄傲”而不及“南窗”。冯浩也称其“言无以为家,不能高隐也。”[65]

更多用例来自宋人,略举如下:

奇怀傲南窗,幽花撷东篱。[66]

 

经邱久已罢巾车,寄傲南窗意自舒。[67]

 

南窗可寄傲,北山早归耰。[68]

 

晓日南窗一暖烘,采薇人去与谁同。[69]

四例皆以“南窗”“寄傲”为主,而以其他旨趣相近的意象为辅,且根据后者的差异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前两首,诗中的“东篱”“巾车”等皆来自渊明。一类是后两首,其中的“北山”与“采薇”,分别指向周颙之“初隐”[70],以及伯夷叔齐事迹。显然,这一子典在唐宋时代的用法无甚差异。即以“南窗”“寄傲”为中心,重在呈现傲世之怀。同样,我们也可将两者视为该子典的核心意象。而诗人取用“南窗”“寄傲”之余,还会加入旨趣相近的意象,以扩大表达效果。


“南窗”的典故化路径之二,是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需要指出的是,“容膝”来自《韩诗外传》[71],并指向淡泊性情,而《归去来兮辞》则属较早用例[72]。但渊明的意义还在于,将自己的性情志趣注入“容膝”中,遂对其意蕴有所充实。
 
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文“南窗”统摄着上下两句,而渊明将“容膝”与“南窗”挂钩,不仅将前者意蕴传递给后者,也为句中的“寄傲”设置了前提。正如刘仁本所言:“知足故身不辱,无他故志不降,可以绝俗傲世、保身全节尔。”[73]其人固可抱持傲世之怀,但此状态得以维持,实有赖于“容膝”背后的知足心态。换言之,“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之义,只有在两句勾连陈述中方得完整传达。但在前述子典生成中,众人皆着眼于“倚南窗以寄傲”而不及“审容膝之易安”。仅从前句出发,固可为“南窗”赋予“寄傲”涵义,但若同时关注后者,则结果或许不同。吕本中诗:

渊明在柴桑,意亦惮远役。岂无好事人,助子了耕植。还家赋归来,颇自悔平昔。向时经由地,风雨晦行迹。欣然倚南窗,谓此可容膝。孰知刘檀辈,生有五鼎食。流风未遽远,此士真有力。伤哉谢太傅,辛苦至折屐。[74]

北宋宣和三年(1121),吕氏“丁母忧,返阳翟,过京师,经新郑”[75],此诗即其过京师时作。渊明自序有:“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76]可见吕诗与陶文背景存在某种一致性,故所述也立足于渊明归田之事。而根据“欣然倚南窗,谓此可容膝”诸语则可知,诗中用“南窗”典故即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重在表现其淡泊性情。
 
再以周必大诗为例:“早遮西日觅王官,晚倚南窗审膝安。亹亹清风挥麈落,纷纷苍雪着笙寒。花前白酒倾云液,竹里行厨洗玉盘。江月上时凉意足,四弦三弄泻惊湍。”[77]这是一首赠人题室诗,首联的“南窗”也从“审容膝之易安”取义。且从后文的挥麈倾杯、戴月乘凉等描述看,所凸显的皆是对方的知足心态。当然,宋诗中的类似用例亦不少。如陈师道“愿借湖山容膝地,为令松菊寄吾衰。”[78]傅察“蜗舍不容膝,烦歊局寝兴。岂惟倦束带,絺绤犹云憎。”[79]又如李纲“南窗审容膝,归去学鲵桓。”[80]洪刍“北阙书休上,南窗膝易安。”[81]在“南窗”“容膝”之外,或增以“松菊”“束带”等陶氏意象,或辅以“鲵桓”典故[82],或将其与“北阙上书”对举[83],而其旨趣大抵皆在前文分析范围之内。
 
同样,我们也可将“南窗”与“容膝”视为该子典的核心意象。此外,由于两者同属“南窗”典故,故共享着“南窗”意象,而具体区分则主要依靠“寄傲”“容膝”等的差异。
 
以上便是陶渊明“南窗”的典故化路径及其两子典的生成情况,唐宋以后的用例,与此基本一致。前者如赵孟頫“闻君南窗下,寄傲乐无穷。”[84]马中锡“东皋舒啸南窗傲,早晚泉明是我师。”[85]后者如方回“来年七十身犹健,容膝归欤亦易安。”[86]陆文圭“南窗小容膝,卧对红葵榴。”[87]



 “北窗”与“南窗”典故浑融现象

 


前文大略论证了“北窗”与“南窗”的典故化路径及其涵义生成情况,可以看到,两者间不仅存在颇为明显的分化,且与此对应的还有其独特的核心意象。如“北窗”与“羲皇上人”之于“北窗”典故,“寄傲”与“容膝”之于“南窗”两子典。
 
宋人有“作诗有用事出处,有造语出处”之说[88],朱自清曾据以探讨诗歌主旨与典故的“多义”现象,又称其有主从之分[89]。这一现象在“南窗”典故中也有明显呈现。考察唐宋以来用例可知,在分别取义于“倚南窗以寄傲”与“审容膝之易安”的“南窗”两子典中,无疑应以前者为“主义”而以后者为“从义”。且宋人又有“南窗何似北窗凉,寄傲来风各有方”[90]及“南窗寄傲北窗卧,买断清风不用钱”等句[91],明人也称:“到处不如归去好,南窗寄傲北窗眠。”[92]即在他们的眼中,“北窗”重在表现卧眠与凉风带来的闲适自得,而“南窗”则旨在寄托士人的傲世怀抱,这与前列诗意图的呈现状况也是一致的。
 
虽说“北窗”“南窗”典故的分化状态长期存在,但随着时间推移与引用日增,在同出渊明的两者间也生出浑融形态。具体表现便是,各自统属意象的截搭使用。相关用例或始于唐末,陆龟蒙诗:

醉韵飘飘不可亲,掉头吟侧华阳巾。如能跂脚南窗下,便是羲皇世上人。[93]

所谓“跂脚”指仰卧时跷起脚,与陶文中“卧”的姿态一致。但与前述“北窗”“羲皇上人”的组合有别的是,这里出现“南窗”与“羲皇(世)上人”的搭配。当然,也有支持陆诗并非浑融用例的证据。如明嘉靖刻本《万首唐人绝句》亦收此诗,而“南”作“东”[94]。《全唐诗》正文作“南”,而字下注:“一作东”[95]。更重要的证据来自宋刻本《文苑英华》所载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文中引渊明语曰:“盛夏五月,跂脚东窗下,有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96]“东”下注:“一作北”[97]。即以通行本陶集为参照,在唐宋人所见《与子俨等疏》文本中,“北窗”亦有作“东窗”者,这样便与陆诗异文对应。
更明显的用例是余靖《送邓秘丞知德安县》:

里闬俊游心久降,越台成政俗敦庞。香炉山下重为县,阊阖风高还渡江。且喜恩威长及物,莫嫌功业未经邦。公斋更近渊明宅,寄傲情应卧北窗。[98]

此诗或作于北宋明道二年(1033)秋,时余靖迁秘书丞,而邓氏则由秘书丞出知德安县[99]。作为赠行诗,前两联从对方的交游、政绩言及“知德安县”事,后两联则主要是宽慰语。然如颈联所示,有宽慰则必有抱怨,其间隐然存在着两种心态的冲突。面对此类冲突,最佳调解方案便是,借助实现仕隐转换并以“南窗寄傲”及“北窗高卧”为人所知的渊明事迹。且对方即将赴任的德安与渊明家乡柴桑同属江州,亦是获取这一精神资源的便捷渠道。或许为了经此达到宽慰对方之目的,余氏用了个“应”字,将本该分属“南窗”与“北窗”典故的“寄傲”及“卧”“北窗”等化合起来表达。

再如杨时《病中作》其一:

此身如幻病何伤,白日无人景自长。寄傲南窗容膝地,时时飞梦到羲皇。[100]

该组诗共四首,题下注:“南京”[101]。考察杨时经历,应当撰于北宋大观中任职南京(今河南商丘)敦宗院期间[102]。根据其二“过檐赫日昼如燔,睡转庭阴始一反”[103],可知杨氏居于南室,即诗中“南窗”所指。虽说诗题为“病中作”,但所传递的情绪并不消沉。即在“此身如幻病何伤”之外,又有“莫道过门无子祀,时来鉴井自跰跹”[104]及“石弹不妨随物化,自求鸮炙自应便”诸语[105],运用“子祀问疾”等典故[106],以示自己对于疾病与生命的通达理解。病时身居南室,固能使人想起“南窗”典故,但同出渊明而包含“羲皇(上人)”与“卧(梦)”在内的“北窗”典故,及其蕴含的忘怀得失、适意自得之趣,当也令此时的杨时萦怀不已,故他亦在诗中将两者浑合用之。
 
此外,浑融两典故的用例尚多,且以“北窗”典故与“南窗”典故“主义”的结合为主。如王安石“岁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阴。”[107]李吕“寄傲北窗缘底事,只应真趣少人知。”[108]又如张鼐“东篱把酒飧落英,南窗醉卧羲皇人。”[109]景星杓“南窗有佳兴,吾亦谓羲皇。”[110]即便在和陶诗中也存在部分用例。如李纲“膝横五弦琴,试鼓南风曲。寄傲北窗下,便觉此生足。”[111]薛季宣“浮云翳青空,油然起无心。寄傲北窗下,骤雨落疏林。”[112]


 四、北窗”与“南窗”典故浑融现象原理分析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北窗”与“南窗”典故浑融现象?笔者拟从文学史上的类似问题入手,尝试对其原理进行分析。
 
首先,可以王昌龄《出塞》用典的争议为例。王诗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113]诸家分歧主要在“但使龙城飞将在”句。众所周知,“飞将军”为李广名号,其镇守北方之事备载《史记》《汉书》,但到达龙城的却是卫青[114]。由此产生用典与典源不完全契合的现象,进而引发诸多争论。
 
较早尝试疏通这一问题的是王安石,其《唐百家诗选》将“龙城”改为“卢城”[115],但却未说明依据。而对之进行解释的则有阎若璩:“王少伯《出塞》诗‘但使龙城飞将在’,遍阅《文苑英华》,凡十数本并同,惟宋椠本王荆公《百家诗选》‘龙’作‘卢’。或者颇以为疑,来质余,余曰:‘卢’是也,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卢龙县,《唐书》有卢龙府,有卢龙军。”[116]以为李广任太守的右北平郡在唐时为北平郡,治所在卢龙县,而“卢城”即是“卢龙城”的简称。由于王氏未交代改动依据,在无其他佐证的情况下,根据时人评论[117],我们只能判断他有臆改之嫌。至于阎若璩所言,根据正史记载,汉代右北平郡有“县十六”而无“卢龙”[118],唐代卢龙县在汉时为辽西郡肥如县[119],则其以唐代地名解释汉人典故,显是犯了“过尊宋本之失”[120]。李云逸也称其“似是而非,未可遽从。”[121]相较之下,马茂元之说更可取:“这里的‘龙城飞将’,是把两个典故合成一个名词,指扬威边疆,保卫国家、民族的名将。”[122]而持论一致者尚有富寿荪、李云逸等[123]。


其次,可以古今学者对于文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古人边塞诗中描述地理方位、距离与实际不符的现象——的相关讨论为例。这一现象在南朝诗中便已出现,颜之推曰:“文章地理,必须惬当。梁简文《雁门太守行》乃云:‘鹅军攻日逐,燕骑荡康居,大宛归善马,小月送降书。’萧子晖《陇头水》云:‘天寒陇水急,散漫俱分泻,北注徂黄龙,东流会白马。’此亦明珠之纇,美玉之瑕,宜慎之。”[124]顾炎武同意此观点,并将该现象视为“文人之病”[125]。卢文弨则将两诗不惬当处一一指明。[126]当然,也有持见不同者。如王利器便谓两诗“所侈陈之地理,皆以夸张手法出之”,故颜氏之说“未当”[127]。上述现象在唐代更为明显。程千帆曾基于地理沿革的详细考察,结合古今中外文艺理论中有关创作突破客观现实、规律的内容,对此做了一番精彩纷呈的论证,他的结论有:“唐人边塞诗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于历史的复杂的回忆,激发人们对于地理上的辽阔的想象,让读者更其深入地领略边塞将士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而这一点,作者们是做到了的。古代诗人们既然不一定要负担提供绘制历史地图资料的任务,因而当我们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对于这些‘错误’,如果算它是一种‘错误’的话,也就无妨加以忽略了。”[128]
 
虽说两个案例的探究角度略有差异,但其间隐然存在联系。即无论从性质归属还是意义导向上看,在被混用的人物典故或方位、距离与现实不符的地名之间,皆存在着某种一致性。其中,虽说“龙城飞将”一词分别指向卫青与李广典故,但他们皆属西汉抗匈名将,在王昌龄混用典故的背后,乃是欲借其“暗讽唐世边将不得其人”[129]。而边塞诗人不顾地理方位、距离的实际,则是欲利用它们共有的边疆属性,唤起读者的历史记忆与地理想象,以达到传递其间人物生活与情感状态之目的。
 
以上分析皆可为我们理解“北窗”与“南窗”典故浑融现象提供启发,具体可从两个路径展开讨论。
 
一是诗歌抒情功能、人类情感特征及典故生成方式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尽管诗歌有多种功能,但首要者仍在表达情感。且因人类情感丰富多端而易于变化,遂使得负责捕捉信息的诗歌语言中存在较大的变数空间。而用典作为常规修辞手段,虽也有着较为肯定的涵义与颇为稳定的意象,但其生成与组合主要依靠读写者的默契,本无一定之律可言。以上因素相结合,在某些情况下,作者对于相关典故便只能因时制宜而随施其用。
 
二是“北窗”与“南窗”典故映射出的,包括陶渊明的人格气质、性情志趣在内的诸多信息及其精神魅力。虽说同出于渊明的两者已分化为统属意象与涵义有别的典故,但无论是蕴含适意自得之趣的“北窗”,还是分别指向傲世怀抱与淡泊性情的“南窗”,本质上皆在呈现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即对外表现为不趋同流俗的处世态度,对内则保有淡泊知足的自处心理,以及对闲适生活的自觉追求。换言之,它们恰似生发于同一根柢上的两支树干,虽说外形还略有差异,但在根本处实为一体。
 
概括地说,正因“北窗”与“南窗”典故共同承载着包括陶渊明的人格气质、性情志趣在内的丰富意涵,故历代士人的浑融运用,便集中体现了他们对于两者一并塑造出的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的推崇与向往。在这一需求驱使下的情感表达与修辞呈现中,对于两者既有意象及其涵义的运用,常常难以绝对区别,实则也不必区分得那么清楚。



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的论说及其价值重审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是浑融“北窗”与“南窗”典故的著名用例,但其属性乃是一篇陶诗论,而与一般抒情发感者略异。因此,想要讨论诗中的浑融现象,除了前述分析之外,还需将其置于历代陶诗论中去看。姑且再将全篇列出: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

全诗包括两个部分:前两句算是诗风论,后两句则属人品论。两者共同呈现了元氏对于陶渊明及其诗歌的基本看法。
 
作为论诗之作,作者核心观点在前两句中已然表达完毕。故施国祁注便仅着眼于“天然”二字,并引用《韵语阳秋》“欲造平淡,从组丽中来,落其纷华,然后可造平淡之境”及“平淡而至天然,则善矣”诸语[130],以标举超越“组丽”与“平淡”的“天然”之境。郭绍虞也着眼于前两句,认为其体现了元好问“论诗重自然之旨”,并盛赞其论度越南朝以降批评家,“更为概括,故后人亦视为定论”[131]。相较前两句对作者核心观点的揭示,后两句主要发挥辅助作用,即以渊明人品之卓荦绝俗,佐证其诗风自然真朴超越时侪。
 
当然,元好问的阐说也有理论依据,即文品、人品统一论。而自南朝以来,便常借此探讨渊明诗文。《诗品》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132]所谓“人德”即是人品,而“文体省净”等,正是钟嵘眼中与“质直”人品对应的诗风。萧统则谓:“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133]同样称道渊明诗文的“不群”属性生发于其胸怀“旷而且真”。


根据这一理论评判诗文,则其标准不再是才思技巧,而在人品性情。且以钟嵘、萧统之说为标志,一套堪称标准的陶诗论框架已然确立。对此,可以王叔岷所言概括:“陶公人德与诗品相称,人德第一,诗品也第一。钟嵘,萧统二氏把陶公的诗和人德并称,可谓卓识。”[134]这一论说框架在南朝以降批评史中不断延续。以元好问之前的宋人为例,陈师道谓“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135],杨时称“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136],朱熹也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137],皆是撇开才思技巧,而直击陶诗映射出的淡泊胸怀与自然妙趣,并据此将其视为不可及者。
 
想要实现文品、人品统一自是很难,这毋宁说是种理想状态。元好问对此也十分清楚,故其论潘岳称:“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138]但如前所示,在历代批评家眼中,最接近的乃是陶渊明。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元氏才会接受上述陶诗论框架[139]。而且,这样也较易理解“南窗白日羲皇上”何以出现在第三句。即根据这一框架,在前两句后,便需引入关系渊明人品性情的内容作为辅助。而在此前已被反复运用的,浑融“北窗”与“南窗”典故以呈现陶渊明式士大夫形象的做法,便极堪借鉴。
 
在《论诗三十首》末篇,元好问自嘲是“撼树蚍蜉自觉狂,书生技痒爱论量”[140]。刘咸炘则曰:“词旨深婉,诗家公案,多在其中,颇足供讨究。”[141]根据相关研究来看,《论诗三十首》的艺术成就与理论水准,已然获得普遍称许。故在讨论金元诗歌与批评时,该组诗一直是学界难以回避的对象。而且,其四不仅是元氏诗论的代表,亦是历代陶诗批评的名篇。
 
朱东润称《论诗三十首》为“遗山经营惨淡之作”,并谓其“论诗大旨”概在其中 [142]。综观组诗的批评,几乎将此前近千年间最重要的诗人与诗派一网打尽,自非作者之惨淡经营不可得。然而,其中或隐或显,亦可见元好问对前代遗产的继承。即就其四言之,既借鉴了唐宋以来浑融“北窗”与“南窗”典故的做法,亦延续着定型于钟嵘、萧统的陶诗论框架,以输出自己的批评观点。
 
那么,对于《论诗三十首》其四内蕴的揭示,是否只能止步于此?笔者以为,或许还有可供探讨的空间。陆机曾论文士的独创性焦虑曰:“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143]综观历代陶诗批评,或许元好问的论说亦有所自出。目前看来,最可能为元氏取法的,当是宋僧思悦的陶集跋语:“梁钟记室嵘评先生之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今观其风致孤迈,蹈厉淳源,又非晋宋间作者所能造也。”[144]这里的“淳源”出自渊明《感士不遇赋》“淳源汩以长分”[145],指向淳真、淳朴之义[146]。比较两者可知,元诗的“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即近于跋中的“风致孤迈,蹈厉淳源”;而“非晋宋间作者所能造”一语,也已为“未害渊明是晋人”句义导夫先路。只是元氏在此基础上,又引入前人浑合“北窗”与“南窗”典故的做法,使得整篇批评的内容与框架更为圆融。如此来看,这篇陶诗论的批评史价值,以及学界目其度越前贤而堪称陶诗“定论”的评价,无疑也需要重新审视。


注释

[1]按,“疏凿手”出自《论诗三十首》其一:“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查慎行论曰:“分明自任疏凿手。”查慎行:《初白庵诗评》卷中,第74b页,清乾隆四十二年张氏涉园观乐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善本书号:17162)。

[2][27][138][140]元好问:《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狄宝心校注,第43页,第43页,第45页,第65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3][54][56][61][63][76][133][145]逯钦立:《陶渊明集》,第188页,第161页,第162页,第161页,第159页,第159页,第10页,第1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4]可以学界最流行的中国文论教材——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的注释(第二册,第4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为代表。

[5]参见陈湛铨《元遗山论诗绝句讲疏》(陈达生、陈海生编,第22页,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邓昭祺《“豪华落尽见真淳”——试论元遗山〈论诗绝句〉第四首》(《忻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及卢永璘《理论与艺术联姻的佳作——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四赏析》(《文史知识》1988年第1期)、杨焄《南窗与北窗》(《文汇报》2018年8月4日第8版)。

[6]按,两典故皆有丰富内容,而分别以“北窗”“南窗”为核心意象之一(参见下文),考虑到其重要性及论述的便利性,本文姑且分别将之命名为“北窗”与“南窗”典故。

[7]张玉书、陈廷敬等:《钦定佩文韵府》,《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11册,第24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8]陈元靓:《岁时广记》,《续修四库全书》第885册,第1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9]祝穆:《古今事文类聚》,《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139页。

[10]阴劲弦、阴复春:《韵府群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1册,第24页。

[11]卓明卿:《卓氏藻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14册,第347页,齐鲁书社1995年版。

[12]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8册,第438页。

[13]高士奇:《归田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6册,第776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彭玉平《北窗无此闲逸——〈南窗寄傲图〉与王国维、孙德谦之素心》,《文史知识》2017年第12期。

[15]参见高友工、梅祖麟《唐诗三论》,李世跃译,第188页、第191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16][132]钟嵘:《诗品注》,陈延杰注,第29页,第28—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7]《晋书·陶潜传》将这段文字改写为:“尝言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潘自牧则将之纳入《记纂渊海·生理部》“闲适”条下。参见房玄龄等《晋书》,第2462—2463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一七二,第1a页,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善本书号:10707)。

[18]按,“北窗”与“羲皇上人”会被写作“北牖”“陶窗”及“羲皇人”“上皇人”等;而“五六月”“凉风”“卧”也会被写作“夏(月)”“清风”及“梦”等。

[19]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526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20]田菱(Wendy Swartz):《阅读陶渊明》,张月译,第1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

[21][22][23][24][25][26][30][31][59][95][113]《全唐诗》,彭定求等编,第528页,第2041页,第1746页,第2398页,第2618页,第2630页,第5040页,第5223页,第7847页,第7215页,第144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8][131]郭绍虞:《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第61页,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29][117]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第380—381页,第37—38页、第384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32]翁方纲:《石洲诗话》,《续修四库全书》第1704册,第158页。

[33]钱锺书:《谈艺录》,第214页,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4][35][36][37][38][39][40][41][42][43][44][45][66][67][68][69][77][78][79][80][81][90][91][107][108][111][112]《全宋诗》,傅璇琮等主编,第9588页,第9269页,第9151页,第9138页,第24982页,第24774页,第25240页,第25454页,第2781页,第11362页,第4491页,第12250—12251页,第13013页,第28914页,第9521—9522页,第40137页,第26797页,第12742页,第19442页,第17614页,第14483页,第11177页,第27039页,第6607页,第23841页,第17599页,第286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46][47]《中州集校注》,元好问编,张静校注,第960页,第1187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48][49][84][86][87]《全元诗》,杨镰主编,第15册,第262页,第28册,第394页,第17册,第193页,第6册,第380页,第16册,第27页,中华书局2013年版。

[50]费元禄:《甲秀园集》,《明别集丛刊》第5辑第19册,第219页,黄山书社2016年版。

[51]程通:《贞白遗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5册,第773页。

[52]陈鹏年:《陈恪勤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59册,第567页。

[53]陈大章:《玉照亭诗钞》,《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18册,第777页。

[55]本文的“子典”概念,取自刘奕《论清诗中的“腐儒”书写》(《文与哲》2018年第32期),作为对多义典故中不同涵义指向的区分。

[57]参见沈约《宋书》,第2287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房玄龄等《晋书》,第2461页;李延寿《南史》,第1857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58]凌云翰:《柘轩集》,《丛书集成续编》第111册,第1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60][65]李商隐:《樊南文集》,冯浩详注,钱振伦、钱振常笺注,第149页,第1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2][143]《六臣注文选》,萧统编,李善等注,第598页,第313页,中华书局2012年版。

[64]按,郭璞《游仙诗》:“漆园有傲吏。”李善注引庄周拒相事(《六臣注文选》,第400页)。就语源言之,这里的“傲吏”来自郭诗,但结合“日暮柴车”句来看,应指事迹类似的陶渊明。

[70]参见苏轼《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六赵次公注,(题)王十朋纂集,刘辰翁批点,第23b页,元建安熊氏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本。

[71]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第328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72]按,“审容膝之易安”句,后世注家皆承李善引《韩诗外传》,张铣又标其旨意曰:“审思此事,则所须非广,亦可谓易安其身也。”参见《六臣注文选》,第852页。

[73]刘仁本:《羽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6册,第99页。

[74][75]吕本中:《吕本中诗集校注》,韩酉山校注,第764页,第1913页,中华书局2017年版。

[82][106]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第3册,第50页,第42—4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83][118]班固:《汉书》,第64页,第162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85]马中锡:《马东田漫稿》,《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册,第396页。

[88]《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辑,第391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89]朱自清:《诗多义举例》,《中学生》1935年第56期。

[92]董纪:《西郊笑端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1册,第768页。

[93]陆龟蒙:《唐甫里先生文集》卷十一,第13b页,明成化二十三年严春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善本书号:08419)。

[94]洪迈辑:《万首唐人绝句》卷四六,第6b页,明嘉靖十九年陈敬学德星堂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善本书号:16529)。

[96]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六八八,第6b页,宋嘉泰元年至四年周必大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本。

[97]按,原文“北”误作“比”,这里径改。

[98][99]余靖:《武溪集校笺》,黄志辉校笺,第71页,第7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00][101][103][104][105][136]杨时:《杨时集》,林海权校理,第1056页,第1056页,第1057页,第1057页,第1057页,第232页,中华书局2018年版。

[102]参见董承荣《杨时纪年表》,载《纪念杨时诞辰950周年专集》,《董杨研究》2003年总第20—21期,福建省董仲舒杨震学术研究会编,第32—41页。

[109]张鼐:《宝日堂初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77册,第124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10]景星杓:《拗堂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9册,第486页。

[114]参见司马迁《史记》,第2871页、第29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班固《汉书》,第2444页、第2472—2473页。

[115]王安石:《王荆公唐百家诗选》卷五,第6a页,宋刻本,《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上海图书馆藏本。

[116]阎若璩:《潜邱札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册,第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19]参见班固《汉书》,第1625页;刘昫等《旧唐书》,第1520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102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0]《四库全书总目》,永瑢等,第1694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21]李云逸:《王昌龄诗注》,第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22]马茂元:《唐诗选》,第1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123]按,富说见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校记(第651—6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李说见《王昌龄诗注》注释(第130页)。

[124][126][127]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第292页,第294页,第294页,中华书局1993年版。

[125]顾炎武:《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第116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8]程千帆:《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79年第3期。

[129]马茂元:《唐诗选》,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0]《元遗山诗集笺注》,施国祁注,麦朝枢校,第5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134]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第544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5]《历代诗话》,何文焕辑,第3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37]《朱子语类》,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第4062页,中华书局2020年版。

[139]元好问诗中亦有类似观点,如“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信口成篇底用才,渊明此意亦悠哉”。参见《元好问诗编年校注》,第165页、第1564页。

[141]刘咸炘:《诗系媵记(元王论诗绝句笺)》,载《推十书》(增补全本)戊辑3,第1245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42]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182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144]陶潜:《靖节先生集》卷首《诸本序录》,陶澍集注,《续修四库全书》第1304册,第245页。

[146]参见逯钦立《陶渊明集》(第149页)、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432页)及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第3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的注解。

本文转自“文学评论”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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